浙江在线12月3日电-2012年中国明确规定电子证据为法定证据后，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数量激增。然而，与电子证据的广泛使用相比，法院往往无法有效地证明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且这类证据的采信率不高。其根源在于电子证据本身的物理特性，容易被篡改，法官缺乏必要的技术鉴别能力。然而，区块链分布式账簿技术有效弥补了电子证据的缺陷，大大降低了对法官技术鉴别能力的要求。

区块链电子证据区块链技术的司法实践是防篡改的。一方面，它将使电子证据具有自我伪造和自我信用背书的功能，从而纠正传统电子证据容易篡改的物理特征。另一方面，法官对电子证据的审查已经从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始基本要素转变为证据生成和存储平台的资格和平台技术手段的可靠性的程序方面。一旦司法当局普遍认识到区块链技术的这一特点，电子证据接受率低的现状很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目前，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形成。例如，杭州互联网法院不仅在其判决中确认了区块链技术的防篡改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区块链电子证据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确认规则。2018年6月，杭州华泰传媒有限公司诉深圳道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犯网络作品信息传播权纠纷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其判决书中首次确认存储在区块链的电子证据可以用作证据。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区块链技术主要用作电子证据的存储介质。法院在判决中没有特别强调区块链技术优于电子证据的传统分散存储和防篡改特性。相反，审查的重点是电子证据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可以被视为区块链电子证据的1.0版。然后在2018年9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司法区块链平台。该平台的重要意义是为双方提供通过区块链生成和存储电子证据的可能性。2019年1月，在杭州华泰伊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北京阳光华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犯网络作品信息传播权一案中，杭州互联网法院确认，利用区块链技术的防篡改性质生成和存储的电子证据具有自我证明的特点，可称为区块链电子证据2.0版。根据这一判决，法院将对区块链电子证据的审查转变为形式，建立了电子证据生成和存储平台资质是否合格、技术手段是否可靠、哈希值是否一致的三级审查规则。只要满足三个主要条件，即存储平台具备相应的技术资质，计算方法和数据源满足安全可靠性要求，诉讼当事人提交的电子证据与司法区块链平台节点服务器中存储的哈希值一致，就可以推定区块链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区块链技术在司法应用中的潜在问题虽然区块链技术在电子证据中的应用有利于电子证据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验证，节约诉讼成本，但这一技术并不完善。首先，目前的司法区块链只允许符合技术资格考试标准的行业联盟链成员进入司法区块链，从而提供证据生成和存储服务。普通用户或商家只有在支付一定费用后，才能通过这些成员获得法院认可的区块链电子证据。一方面，营利和工会链成员数量有限可能导致垄断。另一方面，如果行业联盟链的成员完全开放，区块链的运行速度可能会因成员过多而降低，这不利于效率。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冲突，是监管者在推广和应用区块链技术时应该解决的问题。其次，如果产业链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由此产生的区块链证据可能不再能够证明自己。例如，在杭州华泰伊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北京孙氏一案中 区块链技术与司法信任机制的结合传统证据规则以法院为诉讼双方的信任中心，通过认可和确认国家公权力来确认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然而，当法院因缺乏必要的技术判断能力而无法独立确定电子证据的载体或逻辑结构是否被篡改时，司法鉴定机构或专家证人是必不可少的。区块链自行证明其真实性质，因此法院不再需要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只需要注重对主体资格和技术手段的正式审查。因此，区块链特有的分散信任结构可以作为传统集中信任结构的有效优化。杭州网络法院的司法区块链是以联盟链的形式构建的。在电子证据生成过程中，并不是分散在整个网络中的每一个计算机终端都起到了证明的作用。相反，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和法院通过区块链技术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司法联盟链。每个单元成为链中的一个节点，并一起记录交易数据。只有这些机构能够读取、写入和发送交易到联盟链中的数据。这种区块链的设计实际上将包括法院在内的传统信托中心视为分散账簿中的各种账簿。借助这些信任中心的权威，增强了区块链的信任意愿，从而实现了分散技术与集中制度信任的融合。在这种一体化的信任机制中，法院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有利于减少传统信任中心对区块链技术推广的阻力，促进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转化。区块链技术在电子证据中的应用弥补了现行证据制度的缺陷，并将极大地改革现有的以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和专家证人为中心的信任结构。这符合当前加快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数字治理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客观性和效率。但是，必须指出，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责任和责任减少，而是对相关部门的科学治理和民主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